面對羅伯‧布烈松的空白

兩個月前的《扒手》放映，超過預期的參與人數，卻帶來映後座談少見的沉默與空白，這其中，也許隱示著一些我們未足夠重視的對話問題與關係。

一個法國西方導演，與西歐哲學傳統、天主教／基督教、蘇俄文學、西方古典到現代主義的遞變之間，與做為台灣觀眾的我們能互相激盪出甚麼感受？

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巨大差異，經常是觀影者最常面對的困惑起源，除了緊跟情節開展，我們僅能儘量在其中尋找與自身經驗相關的蛛絲馬跡，讓整部影片具有足以對應與填補的更多空間。

於是，除了西方各種思想源流與歷史的連結與互文，然後呢？如果這些各式脈絡我並不了解，我還要不要看這部影片？還能怎麼看這部影片或這個導演的影片？

面對布列松，面對觀眾，我遭逢一個比塔可夫斯基和帕爾加諾夫更難以言明的空白，因為他本質性的拒絕與淡漠，溯其根柢卻是如此熾烈的信念與熱情，而這些都無法被言語精確道出或提示，一旦試以言之，之於觀眾很可能即是空談或不知所以。

（也許，生命中，有許多影片是這樣被我們靜靜擱置與遺忘的？）

這些需要我們投注更多一些的力氣與心神去細讀的影片，需要每個觀影者積極地覺察它的內在節奏，扣握住影片結構中暗暗揭露的對應性，這些對應性直接或更間接地環繞於主題、生存問題、社會議題乃至更深層的精神面向，以至於他甚少當下使你熱淚盈眶或情緒激昂，取而代之的，經常是一片「空白」。

我們知道劇情發生了甚麼，儘管情節起伏不大；我們看到了每一個動作與角色關聯，儘管有些不明確；我聽到了聲音也看到了每個畫面，卻無法確知全片到底要表達甚麼，而這些，共同催生了這片「空白」。

這塊由布烈松精省的電影語彙所堆疊出的空白，讓電影理論家得以盡情發揮與命名，請別忘記，電影學者也是觀眾，他們用各自的方式來詮釋他們眼中的影片。於是我們有「超越主義」、「疏離效果」、「電影書寫」等諸多與術語來輔助梳理這些空白，藉以反芻我們的觀影經驗。

當然，如果我們不想要這些論點，我們也可能獲得另一種自由。

下一次，當遭逢到布烈松時，請千萬莫忘，有這樣一處看似冰冷的表象，在我們的視覺與聽覺中，交織成當下難言的空白時刻。而我們能夠直視它，並沉默著。

寬心地，試著挪出一處角落，收留這些影像與聲音的痕跡。

讓跨越地域性與歷史性的人類共通感知，經由每個個體的差異性來包容；讓身處在地的現世性與社會性的生存面貌，經由影片底藴來守護集體弱勢者的苦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