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.21.2012



面對羅伯‧布烈松的空白




兩個月前的《扒手》放映,超過預期的參與人數,卻帶來映後座談少見的沉默與空白,這其中,也許隱示著一些我們未足夠重視的對話問題與關係。


一個法國西方導演,與西歐哲學傳統、天主教/基督教、蘇俄文學、西方古典到現代主義的遞變之間,與做為台灣觀眾的我們能互相激盪出甚麼感受?


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巨大差異,經常是觀影者最常面對的困惑起源,除了緊跟情節開展,我們僅能儘量在其中尋找與自身經驗相關的蛛絲馬跡,讓整部影片具有足以對應與填補的更多空間。

於是,除了西方各種思想源流與歷史的連結與互文,然後呢?如果這些各式脈絡我並不了解,我還要不要看這部影片?還能怎麼看這部影片或這個導演的影片?


面對布列松,面對觀眾,我遭逢一個比塔可夫斯基和帕爾加諾夫更難以言明的空白,因為他本質性的拒絕與淡漠,溯其根柢卻是如此熾烈的信念與熱情,而這些都無法被言語精確道出或提示,一旦試以言之,之於觀眾很可能即是空談或不知所以。

(也許,生命中,有許多影片是這樣被我們靜靜擱置與遺忘的?)



這些需要我們投注更多一些的力氣與心神去細讀的影片,需要每個觀影者積極地覺察它的內在節奏,扣握住影片結構中暗暗揭露的對應性,這些對應性直接或更間接地環繞於主題、生存問題、社會議題乃至更深層的精神面向,以至於他甚少當下使你熱淚盈眶或情緒激昂,取而代之的,經常是一片「空白」。



我們知道劇情發生了甚麼,儘管情節起伏不大;我們看到了每一個動作與角色關聯,儘管有些不明確;我聽到了聲音也看到了每個畫面,卻無法確知全片到底要表達甚麼,而這些,共同催生了這片「空白」。


這塊由布烈松精省的電影語彙所堆疊出的空白,讓電影理論家得以盡情發揮與命名,請別忘記,電影學者也是觀眾,他們用各自的方式來詮釋他們眼中的影片。於是我們有「超越主義」、「疏離效果」、「電影書寫」等諸多與術語來輔助梳理這些空白,藉以反芻我們的觀影經驗。


當然,如果我們不想要這些論點,我們也可能獲得另一種自由。


下一次,當遭逢到布烈松時,請千萬莫忘,有這樣一處看似冰冷的表象,在我們的視覺與聽覺中,交織成當下難言的空白時刻。而我們能夠直視它,並沉默著。



寬心地,試著挪出一處角落,收留這些影像與聲音的痕跡。

讓跨越地域性與歷史性的人類共通感知,經由每個個體的差異性來包容;讓身處在地的現世性與社會性的生存面貌,經由影片底藴來守護集體弱勢者的苦難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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